王方晨《老实街》对谈：“鲁国人”眼中的中华传统文化

本书作者：王方晨 特邀嘉宾：邵风华 / 诗人、鲁国人批评家杨 袭 / 作家荆 鹏 / 独立学者王方晨：《老实街》中还有个人物，王方叫小耳朵，晨老也是实街值得我们琢磨的。初看《老实街》，对谈的中有时候不见得能马上看透，眼中需要细致地去领会。华传化小耳朵是统文老实街上的一个人，耳朵很尖。鲁国人小时候他爱打猫，王方哪里有猫他仄耳朵就能听出来。晨老他有一个好友，实街“文革”期间上山下乡，对谈的中到了济宁的眼中嘉祥，开山崩死在了那里。华传化这对他刺激很大。我为什么要写这个？这倒是件真事。有一年我游览济南的老街巷，遇上一对老夫妇。他们就告诉我，他的儿子下乡到了嘉祥，可遭罪了。寒冬腊月，晚上吃煮黑豆，也没有筷子，伸手去抓，把手都烫伤了，再加上受冻，手肿成了馒头。老夫妇想起儿子受的罪，很心酸。小耳朵追随好人一样，也去了嘉祥，很久才回来。回来之后，很明显的不正常了。经过了历史的生活的磨难，人变了。也可能是为了引人注意，或者为了排解宣泄，就跟说胡话一样，说自己能听到八百米之下的水声。他沉浸在这种幻想之中，而且也得到了好处。工作之后，得益于自己耳朵尖，还当了仓库的保管员，身上带着一大串钥匙，很清闲，还有人说他将来可以当厂长。没想到九十年代，厂子破产，他也失业了。他不接受政府或社会团体的救助，干这嫌累，干那嫌脏，一天到晚无所事事，在街上游荡。他享受着谎称自己能听到地下水声而得到所谓荣耀中，其实是一个迷失了自己的人物。老实街即将覆亡，人们忽然发现，老实街的地下埋藏着宝藏。挖出金银得到也有，挖出古董的也有。建国前的那些大户人家，把房产丢弃之后就跑了，带不走的财宝就埋在地底下。因为小耳朵的耳朵灵，有些人就想请他听宝。他亲眼目睹人们的种种丑态，看透了这些曾经道德自豪感满满的人，最终借助儿子之手，剪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。本来两只耳朵就小小的，不怎么像样，这下跟聋子差不多了，人们自然也就不忍再找他听宝。从此，他回归为一个正常人。这也是一种上升啊。他有勇气做一个常人，就很了不起了。在写《老实街》的时候，我做了很多的努力，力图从我们的传统生活、传统文化、从我们的日常中，发现更多的文化现代性，那些现代文明的因子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《老实街》才呈现出了一种开放的形态。这也是许多人评价这部作品具有通透感的原因吧。我对《老实街》的创作方向，基本上这样掌握下来的。对它的把握整体上没有偏差。起初设计了十二章，但我写了十一章，感到足够了，就没有硬要去写十二章。十一章组成了这样一部形态自然的完整的作品。荆鹏：感谢王老师为我们做的详细解读。这本书我非常认真仔细地读了两遍，我明显感受到了书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锋、融汇的那种氛围。接下来我们听听两位嘉宾的看法。邵风华：方晨是我当年我在东营为数不多的可以交流的朋友之一。有他，和杨袭，我们经常聊天。他离开东营，我特别失落。90年他才23岁作为一个创作人才引进到东营，经过19年自己的努力，他真正成为一个人才，成为全国的一线作家。如果你不离开东营，相信你也会写出一部东营的《老实街》，写出一个《坏蛋街》都没关系。刚才方晨说到《公敌》，那个绑架支部书记的主谋，就曾是我的一个朋友。90年代我们经常在一块玩，还合作过一个项目。他在好多年前就暴发了，是个暴发户。后来慢慢衰落，现在可能也离开了东营。你在东营，相信一定会写一部集中描写东营的文化与变迁的书，那有多好。关于《老实街》，我之前看过电子版。第一章早就看过了，就是《大马士革剃刀》。当时有些人没看明白。事实上，你读一本好书，不能仅仅是浮皮潦草地看一个故事。好多人在读塞林格也看不懂，比如《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》，即便很多作家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。因为你被一个陈旧的框子限制住了，但当你看懂了之后，就会甘之如饴。拿《大马士革剃刀》为例。左门鼻是老实街的第一老实人，因为一个人的人性是会变化的。当剃头匠陈玉伋来到老实街以后，与左门鼻惺惺相惜成了好朋友。但左门鼻的内心是有波动的。我是第一老实人，你的口碑又那么好。接着就发生了件类似于陷害、栽赃的事情，他把自己的猫给剃光了。两人的友情被推到了风头浪尖上。陈玉伋剃头手艺极为精湛，人们自然会做一些联想。如果你不去深入地看，去体察人性地看很容易就搞错。小说结尾，一个拾荒开头，从老实街的废墟上捡到一把剃刀，发现刀上沾着一根猫毛。这也是留给读者的一个线索，因为这把剃刀当时是在左门鼻的手里。好多地方，都是草蛇灰线，不是留白太多无从把握，他不直接给你指出来，而是让你自己去细细琢磨，对错都是自己的。这样写特别有意思。《老实街》这本书，其实探讨的就一个问题。贺绍俊老师说老实街是方晨的道德理想国。 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下，在这个道德理想国，方晨还写了道德和非道德、人性的黑暗面的一种交战，一种挣扎。这也是方晨又痛苦，但又勇敢去探讨的一部作品。为了探讨人性能达到什么程度，道德中的好人他怎么好，有没有十足的好，方晨做了很深的思考。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问题。写作者和评论者，看作品可能不太一样。方晨的写作我非常熟悉，过去也给他写过评论。早期的方晨通过乡土小说写作，为自己赢得了“乡野的先锋”这样的名声。后来他还写机关人事，那种勾心斗角的作品，像《王树的大叫》，像《一个局》。我的一个朋友也曾给我谈到《一个局》。方晨写作，就像一个书画家，他有几套笔墨。他的思考在变化。写作反映一个人的世界观，世界是变化的，认识和理解也应该有相应的改变。所以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转型不转型。我们大多出身农村，以乡土表达世界很自然，然后到了单位，工作以后，思考肯定也要跟环境相适应。随着对世界认识的深入，随着自己的生活经验的逐渐丰富，那些改变肯定会在自己的写作中反映出来。总之，我对这本书非常喜爱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方晨到目前为止的代表作。能有代表作的作家，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作家。多少年之后，当人们再谈论方晨创作成就的时候，《老实街》也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。当代中国的文学史上，《老实街》也会拥有自己的位置。再次祝贺方晨。杨袭：我看了一下时间，方晨自己说了一个多小时。果真跟十月对你的评价一样，说到自己的创作滔滔不绝。邵风华：问题是没人打断他。杨袭：我先爆个料吧。在鲁院的时候，王十月、王方晨和一个女性三人一起深夜吃月饼，过去后方晨就忘了当时的情景。十月再问起来的时候说，那天我知道你在干啥，你在跟另一个女的一起吃月饼。说这话是在首都饭店，我亲眼所见。方晨腾一下脸就红了。十月接着说，你老实交代，当时跟谁吃月饼？他很紧张。后来十月告诉我，其实他也在场。方晨确实是忘了。他就感叹，方晨是个老实人。从昨天我就想今天说点啥。就这样说吧。王方晨其实是个鲁国人。东营这里属于齐国。我老家是东营广饶，我就在想，自己算不算齐人？因为我出生在黄河口（新生地）。严格地说，我们的文化是东夷吗？我觉得我周围的很大一部分都不是。所以我在文化定位上就比较尴尬，不知道我们的文化属性是哪里。《老实街》零零星星地发的，我也是零零星星地读的。电子版读完后，王方晨是鲁国人，这个感觉就更强烈了。因为他的创作，在早期《王树大叫》那些作品上，文化的地域色彩是不太明显的。他老家是金乡，现在从东营去了济南，就好比各归其位。他回到了属于他的那片文化土壤中。我就感觉他更适合在济南，更适合写济南。他处理老济南的道德文化问题，最核心的作品还是《老实街》里的《大马士革剃刀》，但能说明他是鲁国人的，是在鹅的处理上。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。她未婚先育，在传统的道德习俗中，是不被容忍的。圣人呆过的地方就是不一样，在王方晨这里，境遇就完全不同。他说过了探讨传统和现代性的关系。传统，纳妾也是传统，裹脚也是传统，没有现代性的传统，那一定是丑恶的传统。圣经上有个故事，耶稣说如果你们没有罪，就可以向那个妓女投石。众人也就散了。王方晨在处理鹅的问题上是这种方式，是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。但是，跟这个圣经故事又有根本的不同。不同是，西方文化中，人是有原罪的。人生来有罪。对鹅的处理呢，就不是这样的方向。他注重了包容，儒家的中庸。你们鲁国是出圣人的地方，有这种文化积淀在这里的。我就想，如果是这种相似的题材，我会怎么处理。也是从《老实街》联想到，我的文化属性在哪里。我的背后其实也不是鲁文化，也不是齐文化。我是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属性。硬广一下，我也是要出长篇，我也在考虑这样的问题。因为我们背后的文化不一样，我背后的文化属性是不明确的，我给出的那种答案，就比较接近原始，有点纯粹个人化。王方晨写的《老实街》跨度比较长，写到八十年代之前，甚至更远更远，但核心事件发生在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……王方晨：就是全国大规模城市建设这个时代。杨袭：这个时代社会的变迁他观察思考过。在宁肯《天•藏》的研讨会上，吴义勤说过，一个西藏人不会这样写西藏，一个北京人也不会这样写西藏，就是一个北京人在西藏生活过一段时间，才有可能这样去写西藏。这个用在王老师身上也是特别合适。一个济南人，身在其中，可能感觉不到，我们偶尔去济南，那种深层次的东西也感受不到，从这一点来说，一个作家身上的文化属性是非常重要的。他离开东营以前，我们交流比较多。现在再想那时候的交流，跟当时感受的是不一样的。可能谈过就忘了，现在想起来他对小说的看法，他作品的厚重啊，韧性啊，当时自己没有更多的反应，但是今天，我就感觉非常强烈。我们写一辈子可能到不了这种程度，因为我们的文化属性支撑不了这些。每次我去外地，我的自卑感都很强。我特别自卑我的家乡没有高大的树木。小时候每次去广饶看到树，我就想人家的树有多高啊。我们的土壤太贫瘠了。看到树的时候我都感到比人家矮一头。等长大了才慢慢、慢慢地习惯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麻木了。感觉生在这样的土地上，缺乏了很多。这绝对不是嫌弃。在郑重的审视之后，真是一种荒凉。王方晨：忽然理解东营本土诗人发疯写荒原的原因了。杨袭：东营确实是文化很荒凉。如果感觉背后有强大的齐文化支撑着，就不会很多时候感到自己在漂着。我搬了好几次家。包括我老家，我感觉不到是我家。这几年，稍微好一点。可能是一个人在认真地审视自己的文化属性，包括精神来源，就是在寻找深层次的漂泊感觉的原因。邵风华：你老家是广饶那边，但生在黄河口那边，因为黄河口是一个新生地，你觉得自己是没有根的。我也跟你类似。我有一篇文章是写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，可能就是这种感觉。这里没有文化层次的积淀，人在这里没有故乡的概念，没有文化上的认同。不像方晨出生、生长在济宁那边，是鲁国的土地上，就跟我们有极大不同。我也是特别有感触。杨袭：你有了感觉赶紧表达啊，不然过一会儿就忘了。在三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就好一些。年纪也很重要，因为年轻的时候，还不大成熟。我是属于成熟晚的。女性和男性不一样，如不是在城里的话，女人嫁个男人，死了要埋到男人家的坟地里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对这一点特别气愤。想起来我就很伤心。女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命运？你说是不是？有时候我想起来就会哭。现在说出来很可笑。想来想去，这一点我总绕不过去。邵风华：这么年轻就想自己的后事。杨袭：死亡本身就让人很不好，死了之后还到不了属于自己的地方。王方晨：我得给你做一做心理医疗。你说的也是实情，我们的文化属性、归属感特别重要，但是，有一点我们思考一下，可不可以做一个改变，不要认可自己身上的人为的标签。不管是齐文华、鲁文化，毕竟是人去创造的概念。老子说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当我们给一种文化定义的时候，它可能就偏离了原本的属性。作为一个作家，我想强调一下。在济南我可以写老实街，在东营仍然能够写君子国。生活中有时候也需要认可自己的主观性。你说到自己的个人化，很对。特别是对于文学创作，离开了主观，个人化，何以言称文学？主观色彩、个性色彩越重的作品，可能更有感染力。当年初到东营，是一个生地方。但很快我就不觉是生地方。天地无主，为什么这儿就是你的？我来到这儿就是我的。不是霸道，但应该适当地有这么点意识。东营也不是说是你姓张的姓王的，济南也不是你姓孙姓李的。在这种视野之下，突破了认识上的局限，天地就更宽。实际上我在东营的时候也写过描写东营本土的小说，邵风华也做过评论，就是那部长篇《水洼》，写的地地道道的黄河口新生地，就垦利八大组那一带。东营几乎所有有些名气的地方，都写到了，好比说辛镇。即便是沙漠里，作家也要能够或者有意识去创造一个文学的绿洲。文化的开拓，也可以说是种雄心。我觉得作家还是需要有点雄心的。写完《水洼》这部作品后，再去看东营，感到东营就好像有了文化的意味。《水洼》里的篇章也有一些影响，应该读者反映还不错。小说的第一章题为《地啸》，投给了《解放军文艺》。主编就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，完全可以拍成一部像《红高粱》那样能得大奖的电影，我去找姜文、田壮壮。看了这部小说，在他的眼里，东营这块土地如此有魅力，如此野性，生机勃勃。这也是文学的感染力。他通过一部作品认识到了一块土地。杨袭的那些说法，有些“妄自菲薄”的意思。以后就不要管埋在哪家坟地里了，希望你能够反客为主。再说哪里黄土不埋人？埋在庄东庄西有什么紧要呢？所以，不管是生活，还是创作，还是应该有一个更开放的包容的态度，把个人的的天地打造得更广阔一些。相信突破了狭隘认识的作家，才能有更大的作为。通过今天的聊天，我感到非常后悔离开了东营，不然我就会写一部不是《老实街》，而是《君子国》的长篇小说。邵风华：刚才我和杨袭说了几句悄悄话。你写过东营。我忘了是谁说的了。一个离开了那个地方，才能更好地写那个地方。你不是东营人，你是从济宁过来的，是一个外来者。你到济南写济南，又是一个外来者。在东营也好，在济南也好，你没有像本地人一样跟这块土地分不开。你是带着思辩的观察者的身份。你写老家，那些塔镇系列的小说，是在东营写的。写老家、写东营、写济南，都带着是一种反思的理性的色彩。这跟本地人的从里往外看不一样。但你又有一条扎实的根，就像杨袭说的文化认同，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去思考。你有，而我们没有。你从老家出来，二十三岁来到东营，比我儿子都写一岁。你那时候就为了文学，背井离乡。你跟我们真的不一样。杨袭：不管你再超脱，我想问一句，如果你不离开东营，死的时候是埋在这儿，还是埋在老家？王方晨：这个选择就很多喽。我跟儿子开过玩笑，说等我死了，随便找个山沟挖个坑埋了就行，我不在乎。我儿子就说，你倒可以不在乎，别人不笑话我吗？是啊，人死如灯灭，啥也不知道了，想在乎也在乎不了，而他却在替你承受身后的这一切。杨袭：这就是鲁文化。王方晨：实际上杨袭能够思考这个人的来去问题，就特别特别不简单。真的符合一个才女，一个作家的身份。我也看到她的创作是在有意识地去创造她的文学之根，比如，她写《泥河调》等等，“泥河”显然就是黄河，还有她的文学地标泥河镇。她一再提到文化归属，你说山东是齐鲁文化，有齐文华鲁文化之分，但就整个中华文化来说，儒家文化的影响更大。在传统齐国区域，有齐文化的色彩，但根子上应该还是儒家文化。这点没有疑义吧。在写《老实街》的时候，我就有种“重任在肩”的感觉，因为我是从“鲁国”来的嘛。由我这个一个“鲁国人”来审视以儒家文化为重要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，就感到有一种道义感，该我做的似的，有点得心应手，因为对儒家文化比较熟悉。一个人的文化认同的确很重要。能有这么个清醒的头脑，意识，相信对我们创作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荆鹏：讲到文化的根，我想谈谈自己的想法。刚才王老师说过，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比较突出，其它当然还有诸子百家之类。我是从别的地方迁到淄博，又从淄博来到东营扎根，娶妻生子。我的姓跟《老实街》中的芈老先生的姓有一定渊源，因为荆姓是起源于芈姓。如果我要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的话，就是楚文化。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楚辞，比较喜欢老庄，但是，我读的书主要还是儒家的经典。这是说什么呢？可能我们每个中国人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中都有会一种迷茫，这还不是地域的迷茫。我不去想来自哪里，更想的去往何处。我也谈谈对王老师《老实街》的感想。这本书我读了两遍。老实街是一个微缩的中国近现代的历史，仔细算起来写了有一百年之久。小说写老实街这些古旧的建筑，写人与人相处的方式，信任、友善、包容，写像芈老先生这样类似与古代的乡贤这类人物，大家有问题就找他出主意，写拆迁无法抗拒，不关注四合院了，不关注泉了，建起高楼、大商场，将来就不再是过去那种家长里短，我家煮水饺给你家端去一碗。到了最后，在搬家的时候，互相之间的冷漠，张家离开的时候，就老锁匠上去打了个招呼。我觉得这就是近现代社会，我们传统文化的衰落的写照。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迷茫，一些错位，比如小说里的小耳朵，自己伪造的一个特异功能自己就相信了，并以此来引人注意，比如高杰，是一个海归，其实就是找不到家，找不到归宿，就只是发展经济，做生意。我数了数，小说十一个章节，大大小小差不多四十一个人物，每个人物都代表了一种状态。人们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过度的这样一个过程中，一开始是留恋，留恋过去那种传统的生活的状态，相处的方式，再后来无法阻挡现代文明的到来，就有了迷茫。在最后一章的时候，老锁匠带着他的信仰，给每家邻居做一把老式锁，作为一种工艺品，却没有送出去，然后他就走到河边掉到水里，在水面上看到大家又回来参加大宴，耳中响起了丝竹。我觉得在这里作家是表达了一种希望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样找到我们的根……王方晨：寻根。有些评论家的确提到过，把《老实街》跟当年的寻根文学做了比较。确实是对我们文化之根的寻找，是有对往昔的回望。荆鹏：这部小说我还要仔细再读。我觉得这就是说我们这时代这一群人，至少是今天来到雅舟书吧的这群人的使命。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完成这种使命，在经济发展中，重新找到国家、民族的文化之根，《老实街》做了有意的探索。刚才杨袭老师说到了她的迷茫，对东营人来说，很有代表性。我也很赞同她的观点。杨袭：我的意思是我身后没有那种深厚的、成体系的、明确定位。本身我就是野生的，也是一种文化形态，无非就是一种习惯嘛，一种生活习惯的长久积淀。你说我们中华文化的底色是儒家，但实际上我从心理上是抗拒儒家文化的。你的这种抗拒与你身上固有的东西也有矛盾。这就是现实。荆鹏：文化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一种积淀。像王老师谈到的一个是继承，继承的前提是了解，一个创造，王老师也从《老实街》说到了文学上的创造性，这两者显然不能割裂，而停留在传统上并不能带给人希望。最后一个环节，请我们的读者朋友有什么感想，跟王老师一块交流一下。读者一：昨天晚上我就想今天一定要提个问题。您在讲的时候我有很多共鸣，结果一会儿一个问题，一会儿一个问题，很多问题我已经忘了。您说东营是您的第二故乡，济南是我第二故乡，我在济南上学，济南是我最熟悉的。我感到《老实街》更像汪曾祺的《大淖记事》，蔡崇达的《皮囊》，评论家说老实街是您的一个道德理想国，我觉得也是。这个理想世界也是理想化的世界，肯定要有鸟语花香、天空非常晴朗，但也会有鸡飞狗跳，甚至有人性阴暗的一种东西。我一定要好好地看看。确实感到杨袭老师说的，对文化的认同很重要。我对济南非常熟悉。您离开东营去了济南，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，东营和济南文化现象是不同的。外地人到济南后首先想到融入济南，标志性的东西是什么，就是他想学济南话。即便我现在去济南，也努力地想说济南话。到东营来的人，就没有去学说东营话。本地人也跟外来的人一样，都去说普通话。文化的认同，不是说我们骨子里的自卑，而是说这里的文化还是缺少厚度的，这是没法忽视的一个现象。我写过一部中篇小说，叫做《异乡人》。为什么叫异乡人？一个村到另一个村，只隔一条河，但是由于农村的宗族观念也好，人身上的劣根性也好，相互把对方当成外来户。您的《老实街》里有很多很深厚的东西，但普通的写作者可能会遇上深度不够的问题，想请您给一些建议。王方晨：我可以肯定地说，你提到的他乡感对作家写作非常可贵。一个作家的文学创造力跟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同大小可能成反比。只有对现实生活不断的做思索、反思，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文学表达。这种他乡感还是应该得到鼓励的。刚才你提到东营人说不说普通话，这都是一种外在形式，并不是关键的因素。核心是你个人发么去看待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存在的所有问题。刚才风华、杨袭也强调，看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。我们不应为此焦虑。老实街上的那些人，也并不是土生土长的。两三代人生活在济南的就很少，实际上也是移民占多数。老花头不是济南人，芈老先生还有可能是楚国人呢。莫大律师也不知是哪儿人。人是地行仙。人生不知会在哪儿相遇。哪块土地最终收留我们，也不一定。你有了这种感觉，肯定会不停自问，对创作肯定会有推动力。不必为此忧虑。就简单说这些。读者二：评论界评论您的《老实街》，还提到了《繁花》。《繁花》是上海，您写济南。我们看到了两个城市风采，两个作家的两种风格。您在《老实街》后序中说，“文学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消耗，而应该给予我们一种从泥潭中拔出腿来，甚或腾空跳起的力量。”我想问，如何突破生活和女性视野的局限，写出像您的《老实街》一样的既有时代性、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作品来？王方晨：你的问题让我想起2016年我的作品研讨上一个评论家的发言，她就说，王方晨一手拿着手术刀，一手拿这显微镜。我感到有道理。一个花瓣在我们看来不过是那么大，但在显微镜下，一个花瓣花也好像广阔的宇宙。女性的视野、女性特有的细致不是狭隘，也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阔大。佛语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。其实就是如此。我们每个人的能力，行动能力，都是有限的。但我们的心灵是无限的。无限的心灵可以容纳一切。老庄里有个说法，一只杯子是小的，但一只杯子可以装得下整个宇宙。所以我们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心灵，我认为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读者三：我是误闯进来的。我开了个小工厂，我想问，写小说能发财不？王方晨：能发财。你写一部好小说，保你吃几辈子。不光说给你听啊。文学可以滋养很多人。可以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文学家。我可以告诉你，靠写作吃饭的有很多。但是作为作家，要想清楚为什么去写作。为了金钱、名誉、社会地位，为了文学的成就，为了社会、人生的理想，是有很大区别的，关乎作家的境界。读者三：今天来真是不虚此行。王老师在济南写了一本《老实街》，相信在东营也可以写一本《君子国》。我们坐在家里，总想自己究竟是要写什么，其实就是创作方法问题。你只要手里拿上放大镜，满眼都是可写的东西。最近我为女儿做了个书单，想挑一些能让她认识社会的书籍，有《红楼梦》，刘震云的《故乡天下黄花》，李佩甫《生命册》，再就是您这本《老实街》，这些作品都通过一段一段的历史反映了一些家国世相，而不只是个人的一些爱恨情仇。我在来的路上，我就听着《红楼梦》播讲，一涉及某些段落，马上就不感兴趣。就像李敬泽说的王蒙评《红楼梦》，一看到写吃饭，就反感“又吃饭了”。但李敬泽就特别喜欢。我发现一个真实的社会，很难做到完全还原。王朔就说过他不能完全还原生活。尽管好多作家在做努力，在我看来《老实街》 这方面做得比很多人都要好，您以自己的创造性的方式还原了生活、时代的真实面貌，为当下小说写作提供了新的不同以往的创作经验。我也衷心希望它有更大、更多的好运。荆鹏：谢谢。王方晨和两位嘉宾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创作和阅读的体会，我觉得非常有价值，还需要我们回去好好消化。感谢大家的光临！作家简介：王方晨，山东省文联副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老大》《公敌》《老实街》《花局》《地啸》《大地之上》，作品集《凤栖梧》《不凡之镜》《王树的大叫》《祭奠清水》等，共计千余万字。曾获《中国作家》优秀短篇小说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年度大奖、百花文学奖、中华宝石文学奖等。壹点号王方晨